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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草书艺术概说

来源:人民政协网作者:钟明善时间:2017-4-24

于先生在楷书、行书中寻找“自我”并不断成熟、出新的中年时期,即开始草书研究。

他在《标准草书》自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为了研习草书,他从1927年前后即开始广泛搜集前代草书家的书作、论著,潜心于书理、书法之研究。仅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迹本《千字文》他就收藏了300多种。临王羲之《十七帖》、泰和馆本《急就章》、唐《月仪帖》、隋《出师颂》更是他的日课。1932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标准草书社”,邀集同好,以共研讨切磋。也正是这一年,嗜奇好古,酷爱人才的于先生发现并提携了近世著名的章草书家王世镗。他称王世镗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在《标准草书》自叙中充分肯定了王世镗在草书发展史上的“推进之力”。百衲本《标准草书》中“千字文”集字之理法不能说没有王世镗《稿诀集字》的影响。从“标准草书社”成立到1936年的四年间,于先生主持以改革文字“迅速适用”,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在今草基础上对历代草书加以总结,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标准草书》。草书标准化是汉字改革的重大课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也需要时代和历史的考验。于先生开创这一课题贡献有三:

一、从历代草书作品中精选集字,标明出处,成《标准草书》“草圣千文”,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了型。

二、将历代草书作品“偶加排比”建立代表符号,使习草者能掌握规律触类旁通,于平易中得“前人所谓草书妙理”。

三、总结归纳草书书理。1936年7月《标准草书》集字双钩百衲本编成,由汉文正楷书局出版,印500本,为第一次印本,有自叙以道其衷。1942年,先生又临写一通,刊印行世。此后,先生多次对百衲本进行过修订,反复推敲,以求尽善。直到1961年在台湾印行的第9次本,仍可见先生修订之笔痕。

创立“标准草书”之初,于先生的草书由章草入今草,结字一本“标准”,用笔也未脱离草圣笔意,写得“婉而通”,有流动自然的美。初立标准草书的十多年,虽然于先生偏重于确立标准草书的实用地位,身体力行地推广此种“利器”,然而于先生毕竟是位个性特点极强的一代大家,此时期他的草书仍有北朝碑志书法的雄豪劲健的精神。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于先生老年变法,其草书作品在形体上仍守标准,然而在用笔、结字、章法上则不断追求形式美的再创造,使之更完美、更抒情、更个性化。于先生草书的艺术特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解读:

一、雄浑、冲淡的神韵

1952年8月于先生在《标准草书》自序修改稿中说:“国人对于草书之观点:赞之者,或许其通神,或赞其入道,或形容其风雨驰骤之状,或咨嗟其喜怒惰性之寄,而于字理之组织,则多所忽略。”由这段话看,于先生似乎不经意于草书的“神”“惰性之寄”。然而“字为心画”,于右任先生的草书毫无例外的也是寄情之作。孙过庭《书谱》有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一个成熟书家的作品,其点线波变、间架结构、章法布局无不渗透着书家感情的因素。

《诗品》云:“积健为雄”,“返虚为浑”。《诗品臆说》云:“冲,和也。淡,淡宕也。”于先生草书正是“雄浑具全体,冲淡有余情”的佳作。于先生是胸襟博大、激情奔放的诗人,是博雅通识、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精神、气度、修养、情操,无不寓于书法之中,溢于书法之外。他的书法豪放、劲健、清奇、旷达,既有生犷质直的美,又有蕴藉潇洒的美。他的经历、学识、修养、怀抱、气质都化作了书法的神韵。

二、中锋“活笔”的妙趣

于先生80寿辰时,他的老友许世英先生祝寿诗有“白发长髯望若仙,惊人翰墨龙蛇走”之句,称赞先生之美仪与书法。我们观赏于先生的草书总感到精神贯注,流畅自然,劲健豪放,沉着痛快,有力度、有节奏、有韵律、有点线运动的旋律美。仔细分析,其原因在于他以“中锋入纸”,“万毫齐力”中又能着意于点线波变。

书圣王羲之《丧乱帖》、孙过庭《书谱》等都不乏侧锋取险之例,而于先生草书却少见侧锋。中锋用笔,要表现出用笔的节奏感、韵律感,于先生采用了轻重不同的提、按、导、送,产生了笔画的强弱粗细变化;用三折笔法、收笔蓄势表现笔势的跌宕、疾涩、力感、动感。于先生早年主张“作草书首贵流畅”,而晚年草书却能于流畅中求波磔变化,在中锋用笔上走出自己独特的路子,由理得法,由法悟理,写得笔笔皆活,实在难能可贵。应该留意的是,于先生的草书始终严于“字理之组织”。如果不明此理,在行笔时死守“折乃圆”“圆乃劲”的理法,转笔时无节制地“折”,转换笔锋行进角度,像画多角的几何形体一样,就会失却“沉着痛快”的大理,破坏字理之组织,坠入魔道。

三、简净险绝的体势

标准草书,以单字论,要选用历代草书中笔道最简的字,“易识”“易写”,并能表达可追溯本源的“准确”之意,已属不易;再求“美丽”就更难了。于先生在草书结体美化上是煞费苦心的。

章草、今草,一字万同。标准草书以今草为主,兼采章草、狂草,更是一字万同。他要在“字理”范围之内追求结体美,避像“布棋”“布算子”之病,的确十分不易。近世海内外有以纯粹的点线波变为所谓“书法”者,其作品有的不写汉字,有的把汉字写得大失“字理”,无从辨认。对此,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寄情之点线”,或“律动之点线”。像纯音乐一样,但不能与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视为一科。如果认为用纯净的线、纯粹的色彩(黑、白)去表达某种意识就是华夏文化乃至东方文化的特征,并由此推出中国汉字书法也可以不受汉字形体组织之约束,那就大错特错了。于先生正是在“字理”不失的原则下去追求草书结体美的途径与规律的。

他大量采取笔断意连的方法使每一个字笔画简易而能首尾相应、浑然一体,血脉流注于点画之间,神奇凝乎中宫之内,或外满,或拱心,毫无支离分散之态。

为了草书结体美,他分析前代草书,找出了不美的原因,提出了美的法则,要求“忌交”“忌触”“忌眼多”“忌平行”。“四忌”体现了于先生在结法上追求“简净”“险奇”的审美意识。相交太多,笔画触犯,圈眼太多,会使一个字的主笔线淹没在一堆废线之中。草书以凝练的点线组成抽象符号表达字义,它的欣赏价值始终与实用功能(表意功能)相互依存。因之,书法美不能离开汉字形、义的基础。倘不见主线,无从辨认,没有了实用功能,也就不成其为中国汉字书法,更不是美的草书。“线的平行”“部的平行”,均衡对称,固然能产生肃穆之感,但刻板呆滞也能引起人们视觉上的疲劳而令人生厌。所以,孙过庭《书谱》提出了“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至理名言。书家们追求“欹斜反正”“不稳”“险”“奇”就是为了打破机械的对称。“四忌”是于先生对草书美的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传统书法美学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于先生的草书作品体现了他的美学理想,特别突出的就是体势多变。一字重出时,他能写得各具特色,绝不雷同。如果一字中实在需要两至三个圈眼,在于先生笔下,有的呈三角形,有的呈方形,有的呈圆形,有的呈不规则形,有斜、有正、有大、有小、有缺、有整,有的留白,有的填实,各不相同,各有面目。书史上人们盛赞王羲之《兰亭序》中20个“之”字写法有变化美,王羲之主要是在体势的变化上做出了创造性的突破。于先生也能在一字重出时在体势上求异样,使“一字万同”的标准草书更能具有艺术魅力。

四、豪放潇洒的意象

中国汉字书法起于点画,基于结字,成于章法,关于气韵。无论供实用、供欣赏,最终总是以完整的章法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古人于此,无不着意。隋僧智果有“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之要言,褚遂良书法得“字里金生,行间玉润”之赞誉。于先生对此更十分留心。一幅之中,字的大小配合,笔道粗细变化,以至落款位置之选择,都与整幅字的气韵表现有密切联系。于先生书法作品的章法也是有特色的。他的草书保持了章草、今草字字独立不相联属的表面特征,但却努力追求其美的旋律。他的草书作品首行首字多写得笔道粗重、字形较大,就好像音乐中的强音主调一样,然后由此衍出一幅字的点线轻重及结体大小变化,在渐变中形成跌宕起伏的节奏韵律,形成了雄浑、豪壮、冲淡、潇洒的意象,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联想。欣赏他的书法,就像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也像聆听“十面埋伏”,自有一种豪气。

我国草书,源远流长。历朝历代,精研草书者甚众,其著述亦称浩繁。自于右任先生立《标准草书》,“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帐”,使千古无定之草书定型,使后世能于平易中得草书妙理,为“一字万同”之“标准草书”创立一整套形式美的法则,并以自己的书作树立起草书美的典范,使“标准草书”亦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取会风骚之意”,“本乎天地之心”进入写意、抒情的高度艺术境界。日本朋友对先生有“旷代草圣”之誉,正合其人其书。

岁月易逝,艺业不朽。于先生以他的书学理论、书法艺术实践、书法美学思想为中华民族千载书史所写下的篇章将永放其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