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 首页 > 资讯 > 资讯集萃 > 宋教仁、陈其美与于右任的上海三人行

宋教仁、陈其美与于右任的上海三人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佚名时间:2017-8-14

111随着形势的发展,宋教仁愈来愈感到,困在日本很难有所作为,更适合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已经不在东京,而在国内。
111同时,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宋教仁也不得不考虑回国另想办法。

111因负责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事务,宋教仁早就负债累累,光是欠一个姓塚本的高利贷者的债款就达4000元之多。1910年底,宋教仁左支右绌,仍然无法应付。此时,孙文早就不再管东京同盟会本部的事情,黄兴则正筹备另一次起义,同样面临着经费紧张的困境,无力他顾。


111于是,1910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宋教仁稍做准备,即登轮离开东京,启程回国,于1911年1月上旬,抵达了阔别6年的上海。
111行前,宋教仁曾从一个名叫串户真佐树的日本友人那里借来300元作路费,可见当时宋教仁经济上之窘迫。
111而这位日本友人在历史学上的“贡献”,则是记录下了宋教仁对孙文颇有微词的另一句话:“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11到达上海后,宋教仁将他在留日期间翻译的一些书稿的版权卖给了书店,获得了一些款项。
111然而,他此后其他的筹款活动,进展都很不顺利,所获甚微。
111就在宋教仁感到有些一筹莫展、打算离开上海的时候,早已在上海扎下了根基的革命党人于右任、陈其美找上了门来,请他留在上海担任《民立报》的主笔。《民立报》是当时革命党人在国内办的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创办人于右任,比宋教仁大三岁,陕西人,也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在《民立报》之前,于右任还曾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三报一脉相承,被合称为“竖三民”。


111《民呼日报》于1909年5月15日创刊,因言论激烈,不足百日即被封禁;于右任毫不气馁,又于当年9月改出《民吁日报》,旋即因批评日本侵华政策,为期仅50余日,又在日本驻上海领事的“抗议”声中遭封禁。
111于右任再接再厉,复于1910年10月15日推出《民立报》。
111由上也可见清末新政推行了几年,某些方面例如“开放报禁”确实初见成效,无意中也为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生存空间。
111在此之前,官府看不顺眼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公开出版,就是出版了责任人也难逃系狱的下场,例如当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111然而,开放报禁作为新政的其中一项内容推行了之后,官府再也无法无故封禁报刊杂志。而且,就算某些报刊言论逾越了界限遭到封杀之后,照样可以改头换面出版,而官府也无可奈何。
111自然,朝廷的官员们其实也是这一政策的极大受益者。
111虽然,“开放报禁”最初给许多官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清朝垮台之际,他们就不能不感激其实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政策挽救了他们的生命。
111晚清做官做到一定份上的,有几个屁股能够干净?而官员们的那些烂事又是最能吸引媒体眼球的。
111于是,当官府不能把“专找麻烦”的报纸随意封杀,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年之后,清末原本已经十分腐败的吏治,在清朝灭亡之前,其实已变得相当廉洁(尤其是亲民官),在这一层面的官民矛盾实际上也几乎降到了有清一代历史最低(不信者可查看清朝历年民变数据),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朝灭亡时,基本上没有出现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经常会出现的大规模“杀官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111闲话少叙。
111面对上门而来的于、陈二人,宋教仁起初不无犹疑,毕竟他是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之一,久留上海,难免为朝廷所侧目,安全方面恐难保障。
111但是于右任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疑虑:“行止艰难,我与君等耳。”(潜台词:我也是很有名的革命党,也为朝廷所不容,你的难处也是我的难处,我能坚持下来,为什么你不能?)
111宋教仁至此留了下来,此后将近一年,宋教仁用“渔父”的笔名,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影响极大,“渔父”之名也就变得举国皆知。
111而于右任之所以坚请宋教仁出任《民立报》主笔,除了宋是革命党的核心人物之一外,还因为宋在革命党人中素以文笔见长,如此前主持《二十世纪之支那》和《民报》,都让于右任深为佩服。
111此后,随着宋教仁在《民立报》的出色发挥,《民立报》同仁基本上都成为了宋教仁政治上的坚定的支持者,就连大才槃槃的于右任本人也成为了比他小三岁的宋教仁的铁杆粉丝。

与此同时,得到了以陈其美为首的上海革命党人的支持之后,宋教仁先前组建中部同盟会的设想,也逐渐能够付诸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