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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标准草书

来源:《忆公石》作者:胡公石时间:2017-9-29


前言


111中国书法中的草书是一种重要书体,它不仅形体活泼,利于抒情,艺术价值很高,而且书写简便。但是由于历来草书不能统一,无一定的规范;字的来源不同,製作的方法各异,所以一字多种写法,一些部位相同的字往往不能类推,以及符号的滥用,书写随意繚绕,任意驰聘和简化,使字形难以识别和应用。于先生曾说:“以王氏之多才,为风气之领导,景从既广,研讨弥篤,一字组织有多至数十式,如《淳化阁帖》所示者,创作精神之惊人,可以想见。或谓当时作家,自矜博瞻,故生变化,以兢新赏;实则流传笔札皆为试验之作,未及检定耳![1]众所周知,标准草书是于右任先生倡导的,也就是说,把中国具有两千余年历史的书体——草书,怎样使它由繁而简,由难而易,由苦而乐,由纷歧而趋于统一,由虚玄而归实用。这就是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将草书进行系统的整理。

一、创立标准草书社

111由于提倡者和演习者心理与方法的错误,从古至今关于草书的字典文籍异常浩繁,唐宋以来不下二十余种。这些草书著作,或喜自我作师,以一人之法示于天下,或提供一字多式,显示博学,令人无所适从,偶有说明,也只能作为一个字或几个字的笺注,在草书的形联微妙之处,缺乏详尽的阐述。简言之,当时的草书组织系统远未完密,其结构规律尚未被认识。其他如写草书者单纯为美艺而忽略实用,喜作神秘的渲染而不讲究实际,以狂怪鸣高,以难识难写脱离人民大眾为荣,这都阻碍了草书这种书体在群眾中普及,使它无法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2]于先生认为:“文字乃人类表现思想,发展生活之工具。其结构之巧拙,使用之难易,关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3]而我国文字繁杂,笔画部首繁多,难认难写,识难用迟,所以为了“广草书于天下,以求製作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全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之急务歟!”[4]因此,他萌发创立“标准草书”之念想,经过几年的准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于先生组织几位有志于草书研究的同志在上海成立了“标准草书社”,于先生任社长,并亲自主持工作。“整理那千头万绪、茫茫无所归的中国草书”。并在上海各报刊登徵集草书告白,广泛蒐集前代草书家的书作、论著,潜心于书理、书法的研究。仅历代碑刻拓本和墨蹟本《千字文》就收集到一百多种,以备研究之用。先生于公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标准草书”的创立中去,“疾劳未之或忘”。当时的主要成员有刘延涛、刘海天、曹明为、李生芳等几位。刘延涛先生年最长,负责资料的徵集、整理和选字工作,还有《草书月刊》的主编之责。“标准草书社”机构的成立,为实现草书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组织的保证。一九三二年五月,我拜于先生为师。一九三五年夏,我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草书社工作,主要参与了选字与释例的工作。现在上海书店印行的第六次本《释例》中的红字都是我当时书写的。还有几位先生另有专职。总之,草书社的成立与全体同仁的团结一致,勤勤恳恳的工作,发挥了标准草书社同仁的群体力量和智慧,为出版草书范本《千字文》打下了基础,为于先生创立和推广普及标准草书的宏伟蓝图铺平了道路。

二、标准草书的制作原理

111草书有三系:章草、今草、狂草。

111章草,先生谓:“解散隶体粗书之者也,”认为其法具有三长:“利用符号;字字独立;一字万同。”

111今草,先生谓:“继章草而改进者,”称其法为“重形联,去波磔,符号之用加多,使转之运益敏,大令所谓穷偽略之理,极草纵之致者,最为得之。”

111狂草,先生则直呼为“草书中之美术品也。”赞其神妙之处为“重词联,师自然,以诡异鸣高,以博变为能。”[5]

111先生最初拟以章草作为“标准草书”的“母本”,但因其“字字独立”、“一字万同”,“然全体繁难之字,简单化者不过十之三、四,其于赴急应速之旨,固未达也。”章草的有些字也不能谨守“一字万同”(同即标准)的原则,最终经对章草进行一番考究后,认为其书不适为“标准草书”之“母本”。遂更改计划,和“标准草书社”的同仁从广为蒐集的“二王”草书中,寻觅探求,择其善者而用之,比较、考证和注释。于“二王”法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标准草书”的原始雏形。于右任提倡“标准草书”的目的是为了向广大国民推广使用,因此他认为“标准草书”的创立必须要以实用为重,艺美为次。经过对“二王”法帖研究取舍而形成的“标准草书”,又反复推敲,感到形体虽美,但并不实用,本末倒置与初衷相违,而后来的书家中还有更进步的书写方法。于是又推翻基于“二王”草书的“标准草书”雏形,总结失败的教训,扩大选字范围,制订出“标准草书”的四大原则: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将“标准草书”真正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111“隋唐以来,草书者率从千文习起,因之草书名家多有千文传世,故草书社选标准之字,不能不求之于历来草圣,更不能不先之于草圣千文。”[6]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草书进行了比较研究。千字文是历代草书家最关注、最着力的课题,“名家聚会,各献其长”,便于各家名蹟之间的比较而择优淘劣;再者“千字文”字数之多,常用字已占大半,作者定一,读者可以举一反三,以少胜多,以点带面,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

111全社同事用数年时间广求历代草圣遗蹟数百种上千个版本,对草书作了一番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对前人每一个字的结构,体形以及不同部位的部首,将其草写方法进行分析,在前人积累的零散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同“代表符号”在草书中的重大作用,解开了草书古今难传之谜,揭示了草书製作和普及的秘诀。一九三六年六月在上海编定并出版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就是从各朝代、各区域作者的数十万字的草书作品中筛选出来比较理想的一千多字。共参阅了历代四十三位书家的六十三个版本的千字文作品,其中最知名的如智永、怀素、欧阳询、虞世南、贺知章、孙过庭、鲜于枢、邢侗、王宠、米芾、董其昌、陈淳、文璧等。参考的其它草书作品,上自西汉、下迄近代,时间跨度千余年,约有一百五十位书家的数百部作品,其中既有草书大家的名品,也有一些尚不见经传的一般书家的作品。名家如王义之、王献之、张芝、崔援、杜预、钟繇、智永、怀素、顏真卿、米芾、蔡襄、黄道周、岳飞、张旭等。书圣王义之的作品收集了一百余帖,入选千字文的有一百零五帖,除《兰亭序》、《草诀歌》、《圣教序》、《十七帖》、《洛神赋》等常见的名著外,还有大量的今人罕见的书圣法帖。徵集资料的丰富,使选字具有坚实的基础,从而使研究具有深度:“草书大家及其名品的参考及选择,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具有高品味,而眾多书家及其作品的参与,又使其研究具有了普及性与大眾性。”[7]在製作过程中,对于一字多形、结构各异的各家草书进行比较、归类、筛选、定型。当时的摄影技术还不发达和精湛,所以採用了用透明纸衬以灯光的响榻技术——双钩空心字的办法,把各种字帖的字双钩,然后分类进行同字整理、比较,再开会集体审查、讨论,淘汰不合原则的字,按四项原则选用适合之字,多取较早作者的创始字。“标准草书”的製作是在前人研究积累的大量资料和零星经验的基础上,经过科学的方法,即以“代表符号”为经,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四原则为纬,经集体的研究讨论而创製的。它自成体系,蕴含着严格而科学的草书妙理和规律。

111于右任主持的“标准草书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将《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编竣,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付印五百本行世,作徵求意见之用。该书由“于右任选字,周伯敏、杨天驥、刘海天、刘延涛、曹明为、李生芳、胡公石编校。”于老亲自作序,以叙研究经过。《标准草书·凡例》由于老述意、刘延涛笔录。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8],为书法艺术,为民族利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11一九三七年,《标准草书》第二次修订本完成,甫欲付印。因抗战爆发未及印行,社址被日寇侵佔,先生历年收购的草书资料亦多失去。一九三八年《标准草书》第二次本交香港中华书局重以厘订付印三百本。以后的第三至第六次修订本,在大陆刊印完成。第七次至第九次的修订本及第十次本,是在臺湾出版发行的。一九六七年的第十次本发行时,于老已经于三年前逝世了。

三、标准草书的意义及其影响

111标准草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我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靳志先生曾作《题于右任标准草书四律》,称其“假借近求非杜撰,形联巧构是天工。”别裁偽体分明甚,心苦良工只自知。”[9]靳志先生对标准草书的高度评价,使于先生如获知己,非常欣慰。他回信说:“《标准草书》四律读之再四,真觉此时代无第二人能为之者也。”[10] 对他的这一诗作,尤其是对书学的研究和分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九四0年,在重庆上清寺陶园(监察院院址)的一次诗会上,章士釗诗曰:“标准奇自伯夷手,人化书法看齐名。”沉尹默《标准草书》诗云:“高论尝闻静安寺,整齐百体删草字。……美观实用兼有之……爱此标准草书名。”都盛赞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对发展书法艺术作出的重大贡献。

111于先生于一九四四年[11] 及一九六一年[12]两次作《百字令·题<标准草书>》,修改后的词曰:“草书重整,是中华文化复兴先务,……符号神奇,髯翁发见,标准思传付,敬招同志来为学术开路。”于先生从书法史的高度对标准草书的形成作了一个总结的评价,并对标准草书在学术上的提高和发展倾注了殷切的希望。

111于先生自己身体力行,书写和推广标准草书。一九三四年七月书写的《孙总理在黄埔军官学校告别辞》刻石十二块,全文近六千字,嵌于南京东郊风景区灵谷塔的四至二层的四面墻上,书法洒脱娟秀,错落有致,轔轔满石,为于先生早期“标准草书”的代表鉅作。一九四0年书写的《杨仁天先生墓誌铭》,一九四三年书写的《王陆一墓誌铭》,都是在他创立《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多年之后所书,更显炉火纯青,雄浑奇掘,仪态万方。《心经》、《正气歌》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具有非常高超的艺术价值。晚年在臺湾也留下了不少标准草书的代表作品。《标准草书》能够在社会上广为应用,于先生付出了很大的心血,这是广大世人所推崇和敬重的。

111据刘延涛先生回忆,于先生常与亲友谈,他生平只作了三件与人民有益的事:即在原籍三原办了个“民治学校”,“斗口农场”和创立“标准草书”[13],这是他的自谦之辞,在其暮年犹期期以标准草书为念,足见其重视的程度。一九五七年,他作五律《赠刘延涛三首》,自注曰:“望其以标准草书之利益再告世人。”可见其殷切之心情。他在诗中还写道:“标准草书行,文字自改造。子与我合作,举世称美好……”回忆了刘延涛等先生与他携手合作的情况与标准草书的功利。一九五五年,他在《题刘延涛草书通论》诗中说:“草圣联辉事已奇,多君十载共艰危。春风海上仇书日,夜雨渝中避乱时。”回顾了他和刘先生在标准草书研究和推广中携手合作的深情厚谊。又以“理有相通期必至,史无前例费深思。定知再造山河后,珍重光阴或赖之。”寄托对刘先生等后辈继续推广标准草书的期望。刘延涛先生的杰作《草书通论》在我国书法史上是一部空前的系统的名著,特别是通过实践到理论,再实践,再不断地丰富理论的科学方法,也是标准草书成长与茁壮的过程,不啻为我国标准草书的一部全史,为我们研究标准草书的珍贵信史。

111于先生创立“标准草书”,其贡献有三:一、在历代各家草书作品中精选集字,标出出处,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了型;二、将历代草书作品“偶加排比”,归纳了草书的构造规律,将代表两个以上部首的符号归类,建立了“代表符号”,给形体无定的草书定了型、归了类。使习草者能触类旁通,于平易中得“前人所谓草书妙理。”三、总结归纳古今草书书理和自己的书法经验。他认为书法和绘画一样“其无定法,而有定理。”他强调传统的书学理论,重视“意在笔先”、“万毫齐力”,点画“变化”、首尾相应、上下相接(“应接”),避免漫无限制的相交(“忌交”),避免行笔触与末锋触(“忌触”),避免眼圈多“如绳縈蛇綰令人生厌”(“忌眼多”)、避免“线的平行”和“部的平行”(忌平行)[16]。标准草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中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有影响有成就的书法家、诗人纷纷赞誉外,还在海内外广为流传。仅上海书店以第六次本为底本,从1983年至1992年就印刷了六次,累计43.5万册,巴蜀书社1986年、1992年两次印刷,未记册数,可见流传之广。

111于先生呕心沥血所研创的标准草书,还需要我辈不断地丰富与完善。他虚怀若谷地说:“这只是一个蓝图,伟大的建筑还要国人共同努力呢!”[15]

注:

[1]、[3]、[4]、[5]、[6]  引自于右任《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自序》。[2]见拙著《标准草书字汇·自序》。

[7]引自郭恒《于右任标准草书的选题走向》,刊《青少年书法报》总381期。

[8]引自《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刘延涛后叙一》。

[9 靳志诗刊于《书学》杂誌第三期。

[10]见《河南书法》,河南美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该版无页码。[11]、[12]“草书文字中华民族自强工具,……”一首庞齐编著《于右任诗歌萃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3月版)注为一九四四年作;《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订本扉页落款为“三十七年三月”,故当为一九四八年三月书。

[13]见刘延涛先生编注的《于右任先生诗集》。

[14]见《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第六次修订本(1948年)《附录·略 论书理》。

[15]引自《标准草书千字文》第十次本(1969年)刘延涛先生《后叙二》。